監門打開，
一個身穿囚服的小夥在兩名民警的陪同下，
走了出來。
外面的陽光有些刺眼，
王大姐努力睜大眼睛，
盯住小夥子的前額上，
上面有道淺淺的疤痕。
△王大姐第一眼看到兒子
她猛跑過去，抱住了小夥，大哭起來，一旁的老公也在不停地抹眼淚。
王大姐一邊哭，一邊用手指撫摸過小夥額頭上的那道傷疤，“這是孩子走失前，頭磕在凳子上留下的，這麽多年了，還在那裏。”
一旁的公安民警拿出一紙DNA鑒定，正式通知了復核鑒定結果，“他們就是你的親生父母。”
小夥哭了，對於他來說，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孩子長得像我嗎？
昨天一大早，成都警方陪著王大姐，乘飛機來到浙江省喬司監獄。
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來會見這個犯人，他叫劉鵬（化名）。
通往監區的路上，王大姐忍不住向監獄裏的民警打聽，“你說，孩子長得像我嗎？多高了？胖還是瘦？”
諸如此類的問題，反復問了好幾遍。
民警微笑著告訴她，“像你。”
這次尋親，是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緣夢基金聯合四川省公安廳開展的一次援夢行動，主題是幫被拐孩子回家。
2015年，王大姐和愛人到公安部門求助，留下了血樣供DNA尋親。
三年來，浙江和四川兩地司法部門聯手，共同為這對夫婦“圓夢”。
今年，在全國DNA數據庫中，警方初步發現，王大姐夫婦和喬司監獄服刑人員劉鵬的DNA比中。
喬司監獄副監獄長楊劍鋒說，“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突然要走到一起，劉鵬本人是否能接受？我們事先和他談了談，讓他自己去選擇。”
喬司監獄正在服刑人員中開展修心教育，在接到成都警方電話後，監獄方從親情暖心的角度出發，精心地安排了這次特別的見面會。
24年前，3歲的兒子不見了
兒子丟失時才3歲，那是1995年的一天。
那年，王大姐和愛人都在雲南，小傑和他們在一起。一家人在街頭開了一家鋁合金加工店，生意不錯。
那天上午10點左右，王大姐要出去買菜。菜場不遠，300多米的距離。
臨走前，她囑咐小傑，“乖，不要亂跑。”兒子“嗯”了一聲，自個在店門口玩。
那天，老公一大早就出門了，店裏還有一名工人在忙活。
20分鐘後，她提著菜籃回到店裏，兒子不見了！
然後，和許多尋親案例一樣，夫妻倆經歷了很多年的瘋找和煎熬。
“尋人啟事貼了很多地方，在昆明電視臺也打了半年的尋人廣告，可沒有用。”
小傑一直杳無音信。
24年來，在夢中，她常見到兒子。
兒子長高了、上初中了、上大學了……他應該結婚了。
“我和愛人常常相互安慰，有能力買孩子的，都是不缺錢的人家。我家兒子應該過得很好。”
她清楚地記得兒子丟失前的許多事：
“乖！可乖了。大人幹活，他會跑過來幫忙幹活。小手裏拿著好吃的，他會主動分給你吃。”
“兒子最喜歡吃醬油泡飯、菜泡飯……”
“大人們都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會有出息。他出生時，我和他爸給他取名叫小傑，就是希望他長大後成為很傑出的人。”
昨天，在喬司監獄，記者見到了一份服刑人員的“履歷表”：
2012年10月，被海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2013年9月，被海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2016年4月，被平湖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2018年年初，被平湖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
所有罪名，都是盜竊罪。
劉鵬坐在記者面前，眼神有點凝滯，他講起了自己的以往——
我是安徽宿州人，從小就沒了媽媽，爸爸一手把我帶大。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小時候，我因為調皮，沒少挨他的打。
上小學的那年夏天，我又犯了錯誤，爸爸就脫下鞋子拍打我的脊背和胳膊，我記得，鞋底的花紋都印在肉裏，好疼。
他一打我，我就心裏發誓，再這樣打，我下次還要犯錯。
小學四年級讀到一半，我就不想上學了。把想法和爸爸說，他不說話，默認了。
在家裏呆了半年，我就出門打工。
那年，我才14歲。離開家鄉，去了很多地方，試過不少工作。
開始那幾年，我不願意回家，我恨爸爸，哪個爸爸打親生兒子，能下狠手？
後來，我想通了，他畢竟是我的爸爸。每年春節回家一趟，看看他。
我到了浙江海鹽，在一家服裝廠打工，晚上跟著朋友去網吧。我文化不高，開始不會用電腦。去網吧久了，無師自通，迷上了網絡遊戲。
工資花完了，在別人的攛掇下，就去偷。普通人家我不去，我知道人家和我一樣，賺錢很辛苦。
我偷馬路上的電線和電纜。
被抓了好幾回。有一回在監獄裏，管教告訴我，你爸爸去世了，我哭了。小時候被爸爸打、在外面和人打架，我從來沒哭過。
我哭，是因為我再也沒有一個親人了。
管教告訴我，在這個世界上，你可能還有親人。我說怎麽可能？
如果媽媽活著，我肯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只要兒子回來，一切都不重要了
當年劉鵬是怎麽被拐賣的？隨著他的養父的去世，可能永遠會是個秘密。
雖然有遺憾，但令人欣喜的是，因為劉鵬在監獄裏表現很好、積極改造，10月18日就是他刑期最後一天，很快，這家人就真正團聚了。
下一步，喬司監獄將在會見系統裏，給劉鵬增加親生父母的信息。“今後，除了安排正常的會見，這家人還可以撥打親情電話了。”
“24年了，我和丈夫不斷猜想孩子怎麽活著，但沒猜到這個結局。”王大姐說，“只要兒子回來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離開前，記者為這家人拍了一張闊別24年的全家福。
晚上，翻開微信，記者看到王大姐更新了朋友圈，短短幾個字：劉鵬找到了。
這張照片是24年前的，一個小男孩和媽媽騎著高頭大馬……
一個身穿囚服的小夥在兩名民警的陪同下，
走了出來。
外面的陽光有些刺眼，
王大姐努力睜大眼睛，
盯住小夥子的前額上，
上面有道淺淺的疤痕。
△王大姐第一眼看到兒子
她猛跑過去，抱住了小夥，大哭起來，一旁的老公也在不停地抹眼淚。
王大姐一邊哭，一邊用手指撫摸過小夥額頭上的那道傷疤，“這是孩子走失前，頭磕在凳子上留下的，這麽多年了，還在那裏。”
一旁的公安民警拿出一紙DNA鑒定，正式通知了復核鑒定結果，“他們就是你的親生父母。”
小夥哭了，對於他來說，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孩子長得像我嗎？
昨天一大早，成都警方陪著王大姐，乘飛機來到浙江省喬司監獄。
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來會見這個犯人，他叫劉鵬（化名）。
通往監區的路上，王大姐忍不住向監獄裏的民警打聽，“你說，孩子長得像我嗎？多高了？胖還是瘦？”
諸如此類的問題，反復問了好幾遍。
民警微笑著告訴她，“像你。”
這次尋親，是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緣夢基金聯合四川省公安廳開展的一次援夢行動，主題是幫被拐孩子回家。
2015年，王大姐和愛人到公安部門求助，留下了血樣供DNA尋親。
三年來，浙江和四川兩地司法部門聯手，共同為這對夫婦“圓夢”。
今年，在全國DNA數據庫中，警方初步發現，王大姐夫婦和喬司監獄服刑人員劉鵬的DNA比中。
喬司監獄副監獄長楊劍鋒說，“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突然要走到一起，劉鵬本人是否能接受？我們事先和他談了談，讓他自己去選擇。”
喬司監獄正在服刑人員中開展修心教育，在接到成都警方電話後，監獄方從親情暖心的角度出發，精心地安排了這次特別的見面會。
24年前，3歲的兒子不見了
兒子丟失時才3歲，那是1995年的一天。
那年，王大姐和愛人都在雲南，小傑和他們在一起。一家人在街頭開了一家鋁合金加工店，生意不錯。
那天上午10點左右，王大姐要出去買菜。菜場不遠，300多米的距離。
臨走前，她囑咐小傑，“乖，不要亂跑。”兒子“嗯”了一聲，自個在店門口玩。
那天，老公一大早就出門了，店裏還有一名工人在忙活。
20分鐘後，她提著菜籃回到店裏，兒子不見了！
然後，和許多尋親案例一樣，夫妻倆經歷了很多年的瘋找和煎熬。
“尋人啟事貼了很多地方，在昆明電視臺也打了半年的尋人廣告，可沒有用。”
小傑一直杳無音信。
24年來，在夢中，她常見到兒子。
兒子長高了、上初中了、上大學了……他應該結婚了。
“我和愛人常常相互安慰，有能力買孩子的，都是不缺錢的人家。我家兒子應該過得很好。”
她清楚地記得兒子丟失前的許多事：
“乖！可乖了。大人幹活，他會跑過來幫忙幹活。小手裏拿著好吃的，他會主動分給你吃。”
“兒子最喜歡吃醬油泡飯、菜泡飯……”
“大人們都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會有出息。他出生時，我和他爸給他取名叫小傑，就是希望他長大後成為很傑出的人。”
昨天，在喬司監獄，記者見到了一份服刑人員的“履歷表”：
2012年10月，被海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
2013年9月，被海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2016年4月，被平湖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2018年年初，被平湖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
所有罪名，都是盜竊罪。
劉鵬坐在記者面前，眼神有點凝滯，他講起了自己的以往——
我是安徽宿州人，從小就沒了媽媽，爸爸一手把我帶大。他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小時候，我因為調皮，沒少挨他的打。
上小學的那年夏天，我又犯了錯誤，爸爸就脫下鞋子拍打我的脊背和胳膊，我記得，鞋底的花紋都印在肉裏，好疼。
他一打我，我就心裏發誓，再這樣打，我下次還要犯錯。
小學四年級讀到一半，我就不想上學了。把想法和爸爸說，他不說話，默認了。
在家裏呆了半年，我就出門打工。
那年，我才14歲。離開家鄉，去了很多地方，試過不少工作。
開始那幾年，我不願意回家，我恨爸爸，哪個爸爸打親生兒子，能下狠手？
後來，我想通了，他畢竟是我的爸爸。每年春節回家一趟，看看他。
我到了浙江海鹽，在一家服裝廠打工，晚上跟著朋友去網吧。我文化不高，開始不會用電腦。去網吧久了，無師自通，迷上了網絡遊戲。
工資花完了，在別人的攛掇下，就去偷。普通人家我不去，我知道人家和我一樣，賺錢很辛苦。
我偷馬路上的電線和電纜。
被抓了好幾回。有一回在監獄裏，管教告訴我，你爸爸去世了，我哭了。小時候被爸爸打、在外面和人打架，我從來沒哭過。
我哭，是因為我再也沒有一個親人了。
管教告訴我，在這個世界上，你可能還有親人。我說怎麽可能？
如果媽媽活著，我肯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只要兒子回來，一切都不重要了
當年劉鵬是怎麽被拐賣的？隨著他的養父的去世，可能永遠會是個秘密。
雖然有遺憾，但令人欣喜的是，因為劉鵬在監獄裏表現很好、積極改造，10月18日就是他刑期最後一天，很快，這家人就真正團聚了。
下一步，喬司監獄將在會見系統裏，給劉鵬增加親生父母的信息。“今後，除了安排正常的會見，這家人還可以撥打親情電話了。”
“24年了，我和丈夫不斷猜想孩子怎麽活著，但沒猜到這個結局。”王大姐說，“只要兒子回來了，一切都不重要了。”
離開前，記者為這家人拍了一張闊別24年的全家福。
晚上，翻開微信，記者看到王大姐更新了朋友圈，短短幾個字：劉鵬找到了。
這張照片是24年前的，一個小男孩和媽媽騎著高頭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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